2022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揭晓

植根自身经验与历史文化传统，“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统摄全局的重大命题

城市化后中国社会建设方向何在？学界呼吁打造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

截至2021年底，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城镇人口上升至9.1亿人。迅猛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历史性地改变了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城市社区已然取代乡村成为中国社会的基础组织。原子化、高强度的现代都市生活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促使学界重新认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伦理的恒久价值，呼吁重建适应当代城市社区的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

学者们意识到，在城市化的“后半程”，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元。面对现代化转型带来的整体冲击以及城市化引致的诸多困境，以家庭价值为核心的传统伦理仍不失其巨大的张力。如何在充分认识中华伦理体系独特性、延续性的基础上，激活潜藏于当代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重新发扬包括家庭本位、人伦情义、礼仪社会等传统伦理的现代意义，打造一种与中国道路相匹配、与中国传统文化可对接、与西方生活方式能媲美的新型“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不仅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也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社会基础和道义支撑。

参考文献：

彭林：《礼乐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

王学典：《“两创”的实践指向：打造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光明日报》2021年12月27日

萧放：《传统礼仪文化与当代中国礼仪实践》，《光明日报》2022年1月12日

顾涛：《礼制史上的鹊巢鸠居——乡礼的礼义及其历史演变》，《文史哲》2022年第2期

胡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礼仪制度的历史演进与伦理价值》，《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

远古历史无法仅凭考古“自证其身”，中华文明探源仍需多方发力

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以考古学为主力，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受制于物质遗存的有限性和偶然性，现代考古学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让材料“说话”，但没有文献旁证，难以呈现考古材料背后的社会架构、文化观念等内容。随着文明探源的深入开展，学界开始意识到，在考古物证和史书记载之外，神话传说、民族习俗、口传文学都可能蕴藏着中华文明起始阶段的“基因密码”。在考古证据的穷尽之处，传世文献和口传文献又开始焕发新的活力。

探寻中华文明源头及其历史发展脉络，牵涉到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全面整合和重新定位，无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中华文明探源不仅得到了历史学界和古文字学界的深度响应，神话学、民俗学等诸多学科也开始热烈参与，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积极提供新的材料、思路和解释框架。“中国神话谱系”和民族史诗中保存的文明记忆，能否补全和复原无法通过考古“自证其身”的远古历史？无论如何，多学科的投入和发力，是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刘宗迪：《众神的山川：〈山海经〉与上古地理、历史及神话的重建》，商务印书馆，2022年7月

杨维军：《探索文明起源需要多方发力》，《人民日报》2022年7月4日

傅道彬：《两种文明形态与周民族迁徙的史诗路径》，《文学遗产》2022年第3期

王震中：《比较文明学视域中中华上古文明的思想文化特质》，《世界历史》2022年第4期

田兆元：《“中国神话谱系”与“中华文明探源”精神本体研究》，《文化遗产》2022年第5期

本土言说能否通达东西方哲学精髓？“汉语哲学”展现巨大抱负

简牍发现呈“井喷”之势，基层治理研究凸显整体性视野

在岳麓秦简、北大汉简、张家山汉简、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整理接近尾声之际，清华简、北大秦简、里耶秦简、悬泉汉简、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持续刊布，益阳兔子山汉简、睡虎地汉简、海昏侯墓出土西汉简牍、荆州胡家草场西汉简牍等新发现层出不穷。呈现“井喷”之势的出土简牍，为古代史研究持续输送大宗新史料，也为研究范式的革新提供了巨大契机。

对于曾经在中国古史分期等重大讨论中有着丰厚积淀的秦汉史研究而言，大批简牍的出土一度让细碎化的材料整理成为主攻方向。但随着资料梳理和史实考订等基础性工作的推进，有明显迹象显示以简牍材料为中心的秦汉三国史研究开始回归重大问题的讨论。本年度涌现的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国家治理”概念的激发下，以秦汉基层统治和乡里社会为视阈，针对帝制中国早期的基层治理、社会形态、人身依附关系等诸多核心议题，展示出宏观的理论思考和“长时段”的视野关怀。简牍研究似正处于由量变转向质变的节点，新的整体性历史叙述脉络的出现令人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侯旭东：《汉家的日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沈刚：《汉晋简牍与制度史丛稿》，凤凰出版社，2022年12月

李均明：《“五一广场简牍”中的东汉社会》，《光明日报》2022年1月22日

陈侃理：《秦汉里吏与基层统治》，《历史研究》2022年第1期

卜宪群：《秦汉乡里社会演变与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出土“胡语文献”研究持续突破，西域文史之学告别冷门

由于语言和资料的限制，包括西域出土非汉语文献研究、西夏学、蒙古学、藏学、伊朗学等在内的西域研究，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学术关注度低、成果产出难、研究群体小的领域。不过随着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历史文化的重视，以及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项目的实施，素称难治的西域文史之学逐渐告别冷门，持续取得突破性进展，呈现明显的复兴趋势。

继《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出版之后，2022年《和田出土唐代于阗汉语文书》和中国人民大学藏唐代西域出土文献等材料的整理与研究，不仅标志着敦煌吐鲁番文献的刊布接近完成，更显示出国内西域研究领域开始迈入非汉语文书的“深水区”。这些基于“胡语”碑铭、写本的深度整理和研究工作，培养了一批能够熟练掌握多语种工具的中青年学者。在积极译介和吸收国际学界研究成果的同时，他们运用历史语言学方法，在于阗学、突厥学、蒙古史等诸多领域做出了一系列富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之际，有理由相信，国内西域研究在世界学坛将会占据越来越重的分量。

参考文献：

段晴：《神话与仪式：破解古代于阗氍毹上的文明密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9月

荣新江：《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江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11月

白玉冬：《牢山剑水：鲁尼文叶尼塞碑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

孟楷卓、于子轩：《以室点密为中心再探突厥早期史》，《历史研究》2022年第4期

陈浩：《全球史视野下的突厥起源叙事分析》，《史林》2022年第5期

从域外汉籍到“汉文著述”，作为整体的“东亚世界”得到关注

新世纪以来，以“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为代表的诸多汉籍整理项目，延续晚清以降对“佚存书”的关注，系统性地开展海外所存中国古籍的搜寻、编集和研究工作，基本掌握了域外汉籍的庋藏情况。与此同时，学者也逐渐将目光和精力从聚焦海外所藏汉籍珍本，转移到东亚世界本土汉文著述的研究。2022年，在“燕行录”、东亚“笔谈”文献、中国文集域外注本等诸多领域，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整理和研究成果。

在“从周边看中国”和“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等理念的推动下，由于具有和中华文明相通的价值观念、感知结构和审美方式，中国之外文人撰述的“东亚汉文学”已逐渐成为一种作为方法和视野的研究路径，推动对“东亚文化圈”的全面理解。更有学者呼吁要将目光由东北亚拓展至南亚、东南亚，将“东部亚洲海域”作为一个历史世界进行关注和研究。植基于此，对域外汉籍蕴含的跨界交际、文化认同等问题的延伸探讨，不仅能够深化对中华文明传播孳衍的认识，更有希望促成整体性“东亚世界”研究格局的形成。

参考文献：

郑杰文、刘心明主编：《欧洲地区所藏中国珍稀文献丛刊》，中华书局，2021年12月

漆永祥：《燕行录千种解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12月

张伯伟等编校：《朝鲜时代文献所见笔谈资料汇编》，凤凰出版社，2022年12月

章清等主编：《近代日本汉文文献丛刊》（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2月

葛兆光：《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商务印书馆，2022年10月

叙事史学受到公众热捧，历史撰述呈现多元化取向

随着面向公众的史学书写渐成潮流，历史研究应当如何展开叙述，成为摆在职业史学家面前的重要问题。2022年，鲁西奇、罗新、王笛诸学者的多部作品频繁“出圈”，在公众领域受到广泛关注和热议。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眼光向下，贴近生活，借助高超的叙事技巧，展露在传统历史编纂中被忽略和遮蔽的普通民众及其日常生活。将“小人物”的命运起伏放置到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之中，或者用具体微观的细节来透射长时段的时代变迁，类似的叙述手法更容易激发读者的代入感和共鸣感，也使得专业的历史分析更易为公众所接受。

无论是标榜微观视角、基层社会，还是聚焦于边缘人物、个体生命，注重“讲故事”是这些历史著作的共同特质。2022年集中面世的数种微观叙事作品，显示出叙事史学的复兴不仅流行于明清、近现代史领域，更延伸到材料匮乏的古代史研究领域。以问题分析为核心、探索历史规律的传统治史理念，不再是衡量史学作品的唯一标准。史学叙述模式的迭变成为当前历史研究多维化和多元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向度。

参考文献：

赵世瑜：《猛将还乡：洞庭东山的新江南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2月

鲁西奇：《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7月

罗新：《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7月

王笛：《碌碌有为：微观历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与民众》，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0月

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新“南”“北”写作异军突起，现实主义文学强势回归

随着《平原上的摩西》等小说的影视改编，以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作者为代表的“新东北文学”开始走向公众并逐渐经典化。与此同时，2022年“新南方写作”概念也开始提出并被文学评论界广泛接受，用以概括近年以华南为核心并辐射到东南亚的一系列创作实践。“新南方写作”与“新东北文学”遥相呼应，成为当下令人瞩目的两股文学浪潮。

正如“新东北文学”的主题是东北地区社会经济转型一样，评论者亦指出“新南方写作”之所以为“新”，是因为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发生和正在蓬勃发生的“新南方经验”的文艺表征。新“南”“北”写作虽然有着不同的写作地域、美学风格和文学意象，但都是通过地方认知和地方叙事，来塑造和展现近数十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急遽转型所带来的历史记忆和社会体验，是一种立足“地方”、面向当下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以此而言，新“南”“北”写作的异军突起，无疑代表着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道路中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题材书写的再次繁荣和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强势回归。

黄宗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出版，倡导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社会科学

作为一位同时谙熟西方理论和中国历史的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在本书中以对西方中国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开篇，直陈中国实际与西方理论之间的悖论性，倡言建立从中国经验出发的新型政治经济学，并对中国社会发展进行了原创性概括，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点。黄宗智的研究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界寻求构建本土性学科理论体系的代表性尝试。同时也显示出，从中国经验提炼中国概念，用中国理论解释中国道路，以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共识和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