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鸣 | 在数字中发现历史：历史社会学与定量方法（节选）

历史社会学的另一个重要工作在于论证因果关系，以解释重要历史现象。如同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历史社会学的因果关系论证面临一个核心挑战，即研究者无法进行反事实观测（Holland 1986; King, Keohane, and Verba 1994: 79; Imbens and Rubin 2015: 6）。换言之，当我们要论证事件X导致了事件Y的产生时，我们同时需要知道，如果事件X没有发生，事件Y是否就不会发生，以此估算出事件X发生与不发生产生的因果效应。当事件X发生并被我们观察到之后，事件X没有发生的这种状态就无法观测到，因此，我们无法“真正”进行因果检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想办法构造出事件X没有发生的反事实案例。比如，在a案例下（或称为a样本）X发生了，我们观察到Y；我们希望可以在b案例下（或称为b样本）观察若X不发生，Y是否也不发生。只要a与b在除X事件之外，其他条件非常相似，那么我们可以将b案例中X事件的不发生，近似地作为a案例中X事件发生的反事实结果。通过比较a案例与b案例中Y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测X事件是否是Y事件发生的原因。当差异性案例或样本足够多时，其他因素对事件Y的影响就越来越随机，我们进而可以更加准确地获知X事件对于Y事件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定量方法来检验X事件与Y事件之间的关系，而非逐个进行案例比较。

图一：反事实框架下的因果效应

因果关系的识别要求我们能够找到相似案例进行反事实推断，然而案例之间往往存在诸多不同，因此有相当多干扰因素（confounders）会影响到我们结论的可靠性。尤其是当某些干扰因素因不可知而被我们遗漏时，因果推断会遇到极大挑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某个历史场景，存在两个相似案例(地区或者组别)，由于某种历史偶然性，其中一个案例发生了外生变化或者具有某种特征（这个变化或特征及其导致的结果正是我们关心的），而另一个案例没有发生这种变化或没有这种特征，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样一种“历史自然实验”（Historical Natural Experiment）来检验该变化与特征对于我们关心结果的影响 (Diamond and Robinson 2010; Cantoni and Yuchtman 2021: 213-41)。这是近些年定量研究方法最为重要的进展。

下文以笔者与陈雨新、王海骁的一项研究为例，尝试部分说明这一方法的进展（Chen，Wang，and Zhang 2021）。我们的研究试图回答以下问题：中央政府加强国家能力（如税收、征兵）的种种尝试往往会因受到地方精英的抵抗而失败，这是因为地方精英控制了大量的资源——如土地与人口，加强国家能力的改革直接冲击了他们的经济利益（Acemoglu and Robinson 2000）。那么，前者如何克服后者的敌视与抵抗，从而推动中央化改革呢？我们的经验研究对象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北魏冯太后主持下的一场加强国家资源控制力的改革（485~486年）。这场改革推出了包括均田制、三长制在内的一系列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北魏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渗透以及对财政与军事资源的控制。这场改革被认为奠定了中国再统一的基础，其制度遗产被隋唐帝国所继承，影响极其深远（周一良1997; von Glahn 2016; 阎步克2017: 192-193；Xiong 2019）。然而这场意在与地方社会争夺资源的改革为什么能成功，历史学家对此却语焉不详。

韩显宗墓志

我们的核心假说是：北魏采取了一种政治补偿策略，吸纳了大量原先位于中央控制薄弱地区的世家大族进入北魏政权任职。这一策略使得受到改革冲击而经济利益受损的地方精英可以变成政治上的获利者，这减轻了他们对于改革的抵触。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从《魏书》以及新出南北朝墓志铭中，整理了活跃于北魏时期（386~534 AD）的2590位政治精英的履历信息，包括其姓名、族属、郡望、籍贯地、仕宦经历等。在研究设计上，我们利用了南北朝时期两个重要的政治特征。第一，中古时期的世家大族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与家族声望，在地方社会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因此，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北魏政权是否能争取世族的支持；第二，由于当时战乱频仍，许多地方豪强与世家大族纷纷建立准军事建筑——坞堡，以图自保。围绕着坞堡，地方世族建立了诸多自治组织，并以此控制周边的流民与土地，形成一个稳定的利益集团。坞堡的存在反映了国家对该地薄弱的控制力与渗透力，北魏改革本质上就是中央统治者与坞堡地区的世族争夺资源的一场政治博弈。因此我们的假说可以进一步细化为：相对于坞堡地区的其他类型精英，以及相对于无坞堡地区的精英，那些来自坞堡地区的世族，应该更有可能得到政治补偿，进入政权任职。

我们利用双重差分估计策略（Difference-in-differences）来检验我们的假说。我们通过比较改革前后来自坞堡地区的世族与无坞堡地区的精英进入北魏政权任职的数量，来证明世族之所以被吸纳进政权是由于政治补偿的需要，以减弱他们对新政的抵抗。在这个识别策略中，坞堡地区是我们重点关心的地区，也称处理组（Treatment Group）。我们首先要比较坞堡地区与无坞堡地区的精英进入政权的差异，其中后者构成了我们的反事实案例，也称之为控制组或对照组(Control Group)。更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比较坞堡地区与无坞堡地区，我们还比较了这两个地区改革前后世族进入政权的概率，因为如果我们只比较地区差异而不考虑时间差异，我们只能得出坞堡地区世族更有可能被吸纳进政权这个结论，但不能证明北魏是为了顺利推行改革才吸纳受改革冲击地区的世族这一假说。因此，同时比较空间与时间上的差异，使得我们的因果论证更加有力。

洛阳博物馆藏陶坞堡

我们的研究也确实印证了这一假设。首先，在改革前，坞堡地区的世族与无坞堡地区的精英相比（包括世族与非世族精英），进入政权的概率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区别（见图二）；然而在改革后，坞堡地区进入政权的世族数量相对其他地区多出4倍之巨，并且进入政权的这些世族品阶较高，也更有可能担任高级职位。尤其是，坞堡地区的世族大量担任吏部的官职，通过所掌握的人事任免权，构建世族政治网络，从而持续地再生产其所获得的政治权力。我们也发现，改革后进入政权的坞堡世族晋升概率更大，且没有发现北魏对这些世族进行系统性清洗的记录。通过这样一种研究设计，我们证明了北魏为了顺利推行改革，确实采取了政治补偿策略，并且这种补偿策略也非常成功。

图二：改革前后，坞堡地区与非坞堡地区进入政权的世族人数变化

这种双重差分的研究策略，利用了两组对照组来作为反事实案例，从而证明处理组内含的因果关系。这种策略的好处是，并不要求控制处理组与对照组的所有区别，只要求这种区别是稳定的，即，这种区别不会在改革之前扩大或缩小，这被称之为平行趋势假设。这种方法在定量研究设计中被广泛使用，尤其适用于研究改革这种同时有地区与时间差异的事件。类似的定量方法还有断点回归、匹配方法等，研究者可以通过一些事件或数据结构特征，来寻找反事实案例。

作者介绍

张晓鸣，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现任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新百人计划”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量化历史、组织理论等。目前研究议题包括，中国早期复杂社会的兴起与衰落 (9000BC-770BC)、中古中国的统一与分裂（420-589）、古代官僚体系的组织学原理等。

编  辑 | 卢  甜

责  编 | 郦  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