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未消失的地理：场景感知、地理媒介与人地关系变化

场景感知，指通过以物理位置上的物、人、场所、地方和地理空间为对象的感知技术，包括定位、导航、遥感、传感器等，获取地理、物与人等的原始数据，并对其进行处理，得出应用可以理解的物理场景和社会场景信息，进而提供对应应用。

传感器技术是场景感知的主要技术。斯考伯和伊斯雷尔将传感器与其他四种元素，即移动设备、社交媒介、大数据和定位系统，一起作为场景时代的动力。传感器轻巧灵便，价格便宜，可以安装在大多数物体上，被称为信息时代的感知层。智能手机即是一个由不同种类传感器组成的掌上电脑，能够通过光线、重力、红外脉冲等，获取手机持有者所处环境的场景参数及关于持有者本人的各项数据。大量的传感器应用在工业、农业、商业、国防以及医疗行业中——如通过传感器可获得土壤的湿度、酸碱度等，成为物联网的基础设施。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IoT）是通过智能感知、识别技术与普适计算等通信感知技术，将客观世界中的现实事物连接成网，达到“物物相连”的互联网状态。如此，传感器让物体、场所、地理空间和环境等实体信息连入互联网，为数字地理提供丰富、多元、动态的物理场景参数。同时，传感器网络、视频监控、AR等技术的应用，还可获取用户的社交情境、社会角色与交往氛围等社会场景参数，包括用户跟谁在一起、用户所在地的人口密度、场所的文化和商业属性等。

目前，场景感知成为智慧城市、智慧社区、智慧安防、智慧建筑、智慧工业、智慧国家等相关产业智能决策的核心，将全息化地理数据实时采集、数据化输入到智能决策系统，为构建和训练智能模型提供场景数据池；再通过大数据挖掘技术聚类场景数据、抓捕数据特征、分析相关关系，最终使得各产业的智能决策系统能够实现基于个体和组织推荐的镶嵌在数字应用场景中的内容、商品和服务。例如，英国虚拟购物平台街头派（Streetify），可为用户推荐个性化的特定街道和商场。新加坡历时三年建成的“虚拟新加坡”（动态的3D城市模型和协作数据平台），可利用从不同社区温度传感器收集的数据分析热岛效应，为城市公共服务提供决策依据。同时，“虚拟新加坡”目前正广泛应用于城市规划模拟、逃生模拟、交通预警、城市维修等城市运营的各方面。

在场景感知、移动设备、大数据、智能技术的共同作用下，物理场景、社会场景和数字化应用场景交融叠生，同时实现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在场景中的融合，突破了人和屏幕的单一关系。例如AR在LBS中的应用，乐高乐园在2022年推出LBSAR旅行探索应用，为乐高角色赋予在物理场景中的动态和旁白；“宝可梦GO”（Pokémon Go）游戏，将世界各国热爱游戏的青年吸引到户外，寻找隐藏在现实角落的口袋怪物。游戏的虚拟体验突破了屏幕界面的单一性，延展至休闲愉快的散步、郊游和社区中。

2021年被称为“元宇宙元年”，场景的概念、感知技术及其应用再一次受到关注，场景的交融叠生成为元宇宙的典型特征。在元宇宙中，场景从感知层提升为创新型环境构造层，包括虚拟场景的建造、物理场景的模拟，以及场景的时空叠加，如过去场景呈现在未来，他处场景呈现在此处，还可以是肉身与数字身份叠加的场景。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一款宅家运动服务Ghost pacer，利用AR眼镜，将跑步者之前在现实中的跑步数据、身体数据设定为AR应用中的路径、速度，使得个体实现了宅家也能在原路径跑步的体验。

雷蒙德·威廉姆斯用“移动的私人化”界定电视的影响，一方面人们待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另一方面则可以在电视内容的虚幻中去到以往人们没有去过的地方。耳机、随声听、iPod等也被认为在公共空间的人际交往中竖起一堵墙，起到将个人从公共空间隔离的效果：虽然身体在场，但却能够通过媒介设备起到对公共空间视而不见的作用，不再有社会互动，个体从公共空间消失。但是，“移动的私人化”是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二元划分的典型角度出发提出的人与空间的关系，其中“公”与“私”是对立的，如果依此角度去分析数字时代渗透在个体日常生活的地理媒介的话，俨然是一曲物理世界公共空间被地理媒介侵占的悲歌。

但，地理媒介正在形塑一种更接近于杨提出的“异质的公共空间”的空间，即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场所，所有人都能够在其中见证和参与活动，同时又可根据个人需求，有权排除他人的生活与活动的空间概念。这是一种在公开性与异质性（个体需求差异）之间寻求平衡的公共空间。在地理媒介影响下，人地关系在私人与公共、定居与流动、虚拟与现实之间展开，形成不断满足个体需求的叠加空间，既有私人性，同时公共性不减。数字地理时代，个体可以不再通过设备（耳机、手机）撤出公共空间，而是在定位、导航、生活地理信息、基于位置的服务等地理媒介形成的线上线下无缝衔接中，在更加丰富的内容、关系、服务、地理等交叠形成的场景中为自己制造或营造一种独特的多形态异质公共空间。

例如，数字地图构建了一种同心圆异质公共空间是，从作为节点的个体出发，以周边为主向外辐射，直至包含整个城市（区域），同心圆的活跃度由内向外减弱，“附近”“周边”是数字地理关注的、也是个体真实所在的位置及其范围。费孝通提出的传统差序格局中，每个个体及其社会关系也形成同心圆空间，个体是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而且每个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相同的。中国文化中同心圆型的差序有别能够伸缩自如，一表三千里。地理媒介所形成的以个体为中心的同心圆，同样根据个体的诉求和位移，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同。不过，差序格局的圈子是一种基于地缘和血缘的人伦关系圈，其中的公与私是相对的，一切由同心圆中心的“己”来判断，同心圆的波纹是一圈圈的私人联系；而地理媒介形成的圈子是基于数据而形成的服务圈，波纹所推及的是服务、兴趣、文化等，地缘的因素仍然是存在的，人伦不再是形成圈子的基础。百度、谷歌、高德等数字地图中的POI即体现出这种空间特征。POI，地理位置信息，也译为兴趣点，指用户可能觉得有用或有趣的特殊位置，一个POI可以是医院、学校、电影院、历史古迹等。POI成为互联网内容搜索功能向现实地理空间的延伸，可以使用户与地理上有意义的点进行连接。在数字地图中，“周边”“附近”的搜索结果即是由众多POI构成。目前，百度地图全球POI数据覆盖达到1.8亿，高德地图国内POI数据覆盖超过7000万。当用户在数字地图中搜索POI时，个体实际位置或搜索位置成为中心圆点，以同心圆的形式向外辐射。圆点会随用户实际位置或搜索诉求实时变化，同心圆的活跃度由内向外减弱，“附近”“周边”成为POI中使用频繁的功能同心圆。POI构成的数字地图同心圆辐射范围突破了社区的边界，直至覆盖整个城市或更大区域，形成一种以个体需求为中心的独特的异质公共空间。

再如，街景图片在水平方向360度及垂直方向180度的全景实景展示功能，易于形成一种沉浸式异质公共空间。用户像“导演”一样可以定制街景图片浏览的起点和顺序方向，探索到更多的现实空间，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在第三方的各类应用中，还会在街景图片中插入与街景位置相关的事件文字、图片、音视频以及社交媒介互动内容，使相同地点相同时间发生的事件或同一事件的不同信息并置于一张图片之上，构建一种非线性的沉浸式叙事，使用户可以在千里之外身临其境地了解事件，在丰富的多媒体信息之间航行，激发用户的好奇心和参与性，形成公共讨论。半岛电视台媒体网络的Canvas新闻社区早在2014年就开始探索地理媒介与新闻的融合，其设计的“街景故事”让世界各地网民可基于新闻事件发生地的街景图片再进行信息的创作、发布和交互，补充并多角度展示事件信息，使用户能够体认新闻故事背后隐藏的情绪，更加关注新闻事件中的个体。

地理媒介对于“多形态异质公共空间”的构造，还体现在地理媒介由当时当下和异时异地拼接和组装形成的时空特点中。有一些地理媒介可实时反馈信息并提供预测，如针对城市交通拥挤状况、全国高速路拥堵及事故状况等。有一些地理媒介则提供的是历史信息，如街景图片、卫星图片等，虽有更新，但并不是实时的，甚至有些图片和影像几年才会更新一次。尽管如此，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地图、卫星图片、街景图片可以反映出一座城市扩建的历程、一个场所的翻新改变等，人们甚至可以在街景图片中发现自己及亲朋近邻，个体的空间从而具有了历史和文化意义。知乎有一个“有人在百度地图的街景里看到过自己吗？”的提问，已有400多个回答和近万个回复。置顶的回答多是对街景图片中出现已故亲人、宠物的感伤追思，也有网友从地图街景中发现过去的自己。街景图片成为一种个体表达对历史场景及人物浓郁感情的空间，使得地理媒介从冷冰冰的数据转化为有温度、有公共性的载体。

3.2 人地关系的茧房效应

信息茧房指选择心理和网络会使个体的信息内容窄化，最终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凯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认为理想的“网络共和国”中，人们会无意间在一些没有筛选过的题材里找到观点和乐趣，而这和个体想看想听的个性化内容一样，同等重要，“人们应该置身于任何信息下，而不应事先被筛选”才是形成共识和社会黏性的基础。即，虽然人类有选择性心理，喜欢与志趣相投的人一起谈论，然而无法预期的信息对更广泛共识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

数字地理中人地关系亦会形成茧房效应。地理媒介为人们提供直达目的地的导航和地理信息时，减少了旅游、探险、城市探索时和陌生人的社交，不期而遇的风景、行人和事件的机会被抹去。这意味着个体从地理环境中对他人和地理的感知和体会将减少，各种微妙、复杂的人地联系被削弱，形成地理媒介独有的信息茧房效应。

地理媒介中POI等地理信息的搜索推荐和内容匹配，正在形成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提出的“过滤泡”现象，让用户在数字地理中处于一种“智能隔离”的状态。精准匹配的POI往往是该位置POI的优势排行、用户网络行为、用户消费行为等因素在智能推荐算法中关联计算后的结果，裹挟了POI的商业竞争、地图平台利益倾斜性推荐、用户的个人消费特征等因素。不同用户即使在数字地图中搜索同一个关键词，POI结果呈现也会不同。精准匹配的POI使得用户处于由过滤泡形成的拟态地理信息环境中，会导致地理信息偏食从而影响用户的地理认知以及地域情感，容易激化地域偏见。

人和地全面数据化后，人地关系也相应被数据中介化。人对地理的感知、认知、态度、情感越来愈依赖于地理媒介。例如，用户通过导航获悉城市线路的曲折和出行难易，通过一个城市POI数量和丰富度感受城市的现代化和便利性，通过街景体验向往之地的地标建筑，通过强化现实感受地理空间的过去和未来，等等。同时，人在物质地理中的移动轨迹、活动空间、空间行为习性、时间动态等实时被采集，成为场景服务、地理媒介的原始数据，不断丰富和充实数字地理。数据最终成为人和地的“代理”，人和地通过数据相互影响。

被数据中介化的人地关系成为地理媒介平台监视和调控的对象。范戴克（Van Dijck）将数据监视比喻为社会的核磁共振成像（MRI），疾病并不会在成像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和证据，只有通过医师不断调整机器参数才能最终给出解释和鉴定。在地理媒介中，数据维度和数据模型往往由大型互联网平台、技术专家、地理专家等制定，并依据商业利益、社会治理目的等进行调控，反过来再影响人的空间认知、空间体验、地方情感和情绪。

以数据形式呈现的人地关系，成为监视资本主义运行中的重要数据资本。依据肖安娜·祖波夫（Shoshana Zuboff）提出的“监视资本主义”概念，位于具体位置、场景的人的数据以及人地关系数据成为资本竞相角逐的对象，这些数据被采集、抽象、聚类、打包、再分析后，再以广告、产品、服务和内容的形式销售给人，形成一种闭环的监视资本运作。在监视资本主义逻辑下，被数据中介化的人地关系会成为数字地理产品、广告、服务和内容的潜在价值链、传播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