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性与复杂性：数字人文中的知识与权力

摘要： “可持续性”这个概念与我们的学术工作息息相关，特别是那些依赖于数字技术的实践更是如此。数字化学术的代价常以人类劳动力和权利的滥用、生态和环境的破坏、碳足迹、过时的资源浪费，以及其他影响生产周期每个阶段的问题等方式被提出。但是，可持续性也需要被理解为嵌入复杂系统中的知识论概念，而不仅仅是一系列需要通过运用流程的工具性来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了支撑可持续性的机械性方法，主张可持续性概念的复杂性需要人文方法和伦理原则参与到教学法及研究和机构场所未来实践的决策中。

关键词：数字人文；可持续性；复杂性；数字人文项目

在这一个论点中，有两个术语在发挥作用：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和复杂性（complexity）。一个可持续的系统的定义是：其资源的补充速度与消耗速度相同。而一个复杂的系统，是非线性、概率性、非确定性的，其结果不能事先确定。这些概念中的每一个都有其历史。关于可持续性的讨论相对较新，由于全球系统在许多层面压力日增，并且跨领域、跨学科，因此这一讨论变得更加突出。复杂性理论借鉴了在统计学、物理学和系统分析领域的一些知识传统。“概率”（probability）在17世纪中叶作为一个统计学领域发展起来，最初是由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和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提出的。他们的目标，或者说是那个天启故事所暗示的，是要创造一种计算赢得赌注的几率。尽管就物理学看来，掷骰子本身可能受一般规律的制约，但掷骰子的结果却是另一回事。

然而，在20世纪初的理论中，针对物理世界的概率方法是由在量子层面的观察推进的，在那里，牛顿定律不再适用。这些发现导致沃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等人认为，物理原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主张是错误的。没有一种现象普遍受制于预定的结果——这些结果都只是可能的。对于复杂自然系统的研究，如大气的流体动力学，有助于建立所谓的非线性系统的数学模型。在这些系统中，任何过程的起始条件都会影响结果，其活动的展开方式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复杂系统被用来研究股票市场和经济趋势。研究群体行为的心理学家，甚至是研究家庭动态的心理学家，都在使用复杂系统的模型。气象学家和气候科学家则将非线性和概率性的结果组合起来模拟复杂性。复杂性只是偶尔被用于人文学科，特别在读者的参与下解释作品的创作。[1-2]本文对数字人文背景下可持续性和复杂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0年前，当我第一次涉足数字人文时，迫切的问题是这种新兴的实践是否能“拯救”人文学科。当时和现在一样，人文学科正在流失学生，资源也在减少。我们对传统人文学科在今后的学术领域中的生存能力感到担忧。那时，我认为数字人文若想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任何价值，就需要纳入人文学科的方法，而不是单纯地专注于历史、文学和相关领域的内容，不加修改地直接借用社会/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意味着需要确立方法论原则，区别解释学探究与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这就要求我们注意知识的生产是有情境的、局部的，并受文化影响。换言之，我确信，知识生产的观察者依赖（observer- dependent）和具有历史特殊性的方面也应该被纳入数字人文方法中。尽管现在我仍然相信这一点，但我对这一论断的表述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将会很清楚。

如果问数字人文作为一个领域是否是可持续的，则可以通过考察我们在多个层面的工作来回答。我会先从项目开始，因为这是许多研究者的切入点。在我自己的项目经验中，我很快就意识到了它们是不可持续的。2004—2008年，当我在做自己的第一个项目“艺术家书籍在线”（Artists Books Online）时，得到了所在机构弗吉尼亚大学（UVA）的技术专家同事们的指导。这个项目的一些特征可以作为可持续性的典型议题：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平台设计、知识框架、社区支持和插件功能的过时问题。

该项目被设计成符合UVA图书馆社群的技术规格，UVA是数字人文发展的主要参与者。该设计的一些特性与更常见的 Linux、Apache、MySql、PhP（LAMP）环境不兼容，因此，当我把项目转移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时，我不得不把它迁移。我当时缺乏专业知识来理解这个决定的意义。支撑这一项目的机构支持也不甚明确，机构协议是“软”性的，而不是在备忘录上明确说明责任和承诺。平台的设计和所确定的文件格式及功能，如图像显示插件JPEG2000——在21世纪初一直在视野范围内，对储存、显示和检索都有着重要意义。关于这些格式的决定对可持续性产生了影响，这取决于更大的文化力量、市场驱动的关于支持专有产品的决定以及行业标准。寿命和持续能力取决于复杂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短暂的，无论一开始如何认真考虑。

知识视野和社群参与的问题都与基础设施设计相关，但其施行仍存在其他挑战。我为“艺术家书籍在线”项目设定的目标是通过设计元数据，唤起人们对艺术家书籍普遍被忽视的特征的关注。我们（一群管护员、图书馆员和艺术家）创建的描述性字段包括“顺序”(sequence)、“发展”(development)概念，或者主张将“转折”(turning) 或“开”(opening) 、“边缘”(margins) 或“订口”（gutter）作为被审美工作激发的设计特征进行描述。这些都是为了唤起人们对审美对象的解释性参与，是刻意引导思考的领域，而不仅仅是描述性的。目的是为了在艺术家书籍教育者、编目者、从业者和研究者组成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突出一个问题，即如何理解这些复杂作品中的艺术概念和物质生产之间的关联。然而，填补这些领域对于许多学者和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他们抱怨说，从概念上这对于他们“太难了”。来自社群内部的抵制表明了对元数据基本概念几乎一无所知的个人的敌意，他们也不愿在元数据设计中进行试验。比如，使用标准的Ferber书目结构——作品、版本和对象/图像，使艺术家书籍社群中的大多数人感到困惑。由于不习惯使用书目术语进行思考，他们很大程度上是抗拒的。他们对与图书馆或书目学界的对话没有兴趣。他们的态度和我的态度之间的不同表明，个别学科的文化在可持续性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一位同事让她的学生公开抨击这个网站，原因是她觉得自己因为不具备这些专业知识而被疏远了，却不认为书目学方法和信息专业人士的专业知识可能有益于艺术家图书社群。

可持续性的另一个特点是依托于个人研究者的兴趣。2008年我从UVA转职到UCLA时， “艺术家书籍在线”网站就被“冻结”了。我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减退了。我意识到我的最大热情在于解决知识设计问题，并学习如何实现它们。我发现增加内容仅仅只是在重复而已。另外，与艺术家打交道也很麻烦。很多人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因为他们认为我有大量的人手和预算。实际上，整个项目建设和执行所用资金远远少于标准的启动资金（4年总共约35000美元）。这些资金用于支持一名博士生、几名从事扫描工作的本科生，以及帮助开发元数据结构的小组参加研讨会的差旅费和招待费。扫描是一个特别的挑战，这项工作非常繁琐、单调，要求又很高。拿酬劳的本科生有时候会试图用一只手来工作，另一只手则吃饭、发短信或阅读。即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项目，其可持续生产的问题也很快就显现出来。

当我离开UVA去UCLA时，“艺术家书籍在线”最初是由创建它的机构“照顾”的。但他们厌倦了看管，尽管仅仅是在服务器上托管项目文件而已。但本着谢绝支持“废弃”项目的“精神”，他们推动我把它转移到UCLA。在那里，就必须要建立一个人工环境来维持其“生命”，以适应其特性（我把这种情况比作在淡水箱中养一条海鱼）。后来这个项目又被转回了原校/系里，它仍然或多或少处于静止状态，显示协议和底层代码慢慢老化，插件也已经失效。

从这个项目中学到的经验教训实际很容易被概括。个体研究者们应量力而行——技术、机构、知识和资金。你应当知道你的项目是如何运作的，并能够自己维持和修改它。当我开始下一个项目——“图书史在线”（History of the Book Online），我的可持续性目标受到希望在UCLA图书馆项目的参数和其结构设计范围内工作这一冲动的影响。当时，Drupal是学校首选的内容管理系统，图书馆正在将其数字馆藏迁移到 Fedora（操作系统）、Islandora（开源软件）、stack（堆栈）。为了创建“图书史在线”，我的一个研究生非常认真地学习了Drupal的基本知识，然后再教给团队内的其他成员。我们学习了它独特的语言和结构，创建了内容类型和关系，添加了数据集和扫描件，使用笨拙的界面，并与系统的特殊性进行了一番“较量”。当进入发布阶段的时候，我们意识到Drupal的升级将会使整个项目变得过时，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可持续性？恰恰相反。这种震惊，以及Drupal设计样式表的分布方式、定制任何显示的持续困难，还有该平台的其他特殊性，已经足以让我放弃。有趣的是，图书馆也在同一时间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因此我们将所有“图书史在线”的内容迁移到了简单的HTML/CSS格式中，其中链接、索引和导航都是手工编码。这个项目的规模和缓慢的发展使这种做法得以可能，同时也让此项目在教学上发挥作用。我现在将网络出版的基础教学与书籍史、特藏资料相关作业结合起来。

在这段时间里，我觉得应该为“贫乏的媒介”（poor media）写一份宣言，我认为，只有当更简单的解决方案被用尽后，才应该在基础设施中添加其他功能或更复杂的东西。HTML的优势在于它不会过时，而且上几堂课后就可以看懂。它可以通过CSS操作来进行修正、修复和升级，而不需要太多专业技能。关于Drupal的经验强化了这个原则：永远不应该将知识性内容楔入一个平台结构中，因为把它提取出来是一个耗时且乏味的过程。设计决策应该考虑清楚短期和长期的时间框架和规模期望。虽然我们的项目不需要Drupal，但学习它依然是有用的。即便平台已经过时，但内容管理系统的知识是可持续的，可以跨平台使用。

通过以上两个实例——“艺术家书籍在线”和“图书史在线”，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项目这一层，由于需要评估平台的长期可行性，同时要在机构条件下有效运作，可持续性变得很复杂。这些都是不稳定的。项目窗口的可持续性将因这些众多因素而有很大的不同。

数字人文活动中另一个与可持续性相关的领域是教学方法和维护教材的挑战。2014年，我编写了一部《课程手册——DH101:数字人文导论》（The Coursebook，DH101:Introduction to Digital Humanities）。这个项目源于21世纪初UVA举办的一个资助研讨会，当时我们第一次思考数字人文的基础知识应该是什么。我们同意，每一个技术课题从数字化开始，到标记、脚本、可视化等，都将伴随批判性的反思。一开始，我们并不清楚（至少对我来说）像创建数字文件这样显然很简单的事情如何能被批判性地处理。我的同事们，包括杰弗里·罗克韦尔（Geoffrey Rockwell），指出了文件格式决策对于数字资产在整个生命周期的使用、重用、分析、显示和访问的诸多影响。这些共同产生的见解奠定了一个基础，那次研讨会之后15年有余的时间里，即使其他关键问题已经凸显出来，这一基础仍然存在于《课程手册》的文本中。手册包含一系列单元或模块，介绍了DH的基础：数字化、结构化数据、界面/导航、分析、可视化、元数据、制图、三维建模、跨社群的知识产权和可持续性。每个单元由包含关键问题的课程、阅读链接和使用一个或多个工具的实验操作组成。

这本手册仍然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是本着公立大学（UCLA）的资源应产出公益教材的精神而编制的。该项目是在三名学生的协助下完成的：大卫·金（David Kim）、伊曼·萨利希安（Iman Salehian）、安东尼·布松（Anthony Bushong），他们的工作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和赞誉。在数字人文中心一位工作人员的推荐下，我们开始在项目中使用 WordPress，他认为更新、定制和使用其基本功能很容易。但他忘了提及，WordPress对垃圾信息很敏感，并需要不断监测和升级。这个监督很重要。目前，该项目交给了负责这门课的下一位教师。这个环节从一开始已经预设了（设想让每一位教员都参与进来，添加材料，并利用《课程手册》，这也是可持续性的另一个方面，结合了灵活性和连续性）。然而，我们都不想一直追赶插件的更新和不停地维护WordPress 站点，事实证明这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烦人。我们开始依赖PDF版本，这是其中一个学生（萨利希安）制作的，作为原始项目的一部分。在《课程手册》完成后的最初几年里，实验操作一直是有效的，但随着新平台的上线（Cytoscape取代了Gephi，ManyEyes消失了，等等），虽然基础的关键框架依然有价值，但实验课程已经过时了。PDF 版本的教科书在组织、结构、伦理、关键框架以及对数字人文的基本介绍方面仍然是有用的。但是，如果无人主导，项目的更新和保持有效是不可持续的。更新后（最新版）的《课程手册》将于2021年春季由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发行。

几年以后，我不再教授这门课程。缺少参与度是影响维持这些项目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我喜欢创建项目，但不喜欢维护它。这个项目的成本很低（暑期8周的学生兼职工资，我贡献的监督和写作时间，学校为服务器空间提供的支持)，但是收益非常可观。学生团队从中学到了很多，感受到了主导权和自豪，我们觉得这是一项服务。现在《课程手册》部分内容已经被许多机构引用和使用（甚至是剽窃）于入门课程。即使在实验练习中展示的平台已经过时，但课程中的关键问题和关注点仍是相关和有用的。

随着组织活动水平的提高，可持续性开始涉及机构内各部门之间更多的伙伴关系和依赖关系，以及这些机构和专业组织之间活动的协调。在这种情况下，可持续性立即与标准化纠缠在一起。整合不同存储库的收藏和功能带来了巨大的能力挑战，特别是当原始数据集是以自定义格式创建以适应个别研究项目时。苏珊·布朗（Susan Brown）的工作尤其向我证明了一点，即一个项目（在她的案例中是奥兰多项目）的知识议程必须妥协，或至少重新设计，以适应各种标准。布朗讲述了在这个项目中，为了与关联开放数据协议相适应，关于女权主义思想的结构化标记和元数据是如何被重新考虑的，这为所涉及的问题提供了极好的案例研究。剩下的问题是，投入到原始内容的智识工作是否可持续，以及如果可以，该如何维护。否则 DH 的大部分关键劳动就会丧失。研究人员的个人构想和机构存储库的角色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在UVA，图书馆为人文科学先进技术研究所和弗吉尼亚数字历史中心创建的许多大型先锋项目保存文件和基本数据集，却不包括界面（interface）或基础设施。但是教师们认为，界面的解释框架本身就是内容。例如，杰罗姆·麦甘（Jerome McGann）关于艺术家但丁·加百列·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的项目，在组织时特别关注视觉艺术和语言艺术的“双重作品”（double works）。（他认为）把这些作品按文件类型分门别类，并将其独立存储，会破坏美学作品的基本论点。但是从图书馆的角度来看，维持一个又一个异质的精品店型项目是不可持续的。

在21世纪初的工作环境中，我们并不了解对标准的依赖延伸将到系统和项目细节，以及信息专业人员在这些任务中的作用。一个不变的说法是，如果“人文主义者”不承担这些数字工作，就会留给“技术专家”。这将后者的作用设定为不加思考的和机械的，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的描述。在过去的十年里，由于我在信息研究中所处的位置，我开始尊重我的专业同事富有职业道德和批判精神的投入，以及他们对知识管理系统和标准的政策制定深思熟虑的参与。为了我们的DH工作能够持续下去，需要与信息专业人员充分交流。

在机构网络这一层面上还存在其他问题，特别是数字项目在在线目录中没有被编入索引。在WorldCat中没有任何关于数字版本或项目的条目。DH社群也没有为数字工作建立集中的索引或是存储库列表。你必须要知道一个项目的存在才能找到它，因此，那些可能在其专业领域具有权威性的项目被隐藏在了防火墙后面，或在搜索引擎上排名很低，或是干脆被大量的在线信息所淹没。例如，“多利·麦迪逊数字版本”（Dolley Madison Digital Edition）是数十年来高水准学术研究的成果，在维基百科关于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页面上，却仅被列为一百多条引文中的一条。换句话说，这项具有权威性的学术成果和其他众多的参考文献并没有区别。而且它只有通过订阅才能获得。“罗塞蒂档案”（The Rossetti Archive）是免费的，但是却被埋没在维基页面上有关这位诗人的引文中。在许多案例中，公共基金会资助的权威性知识劳动要么不可见，要么无法获得，或者两者都是。这些情况对维持这些项目或其贡献是不利的。使用联盟结构（consortia structures）或专门的搜索工具（如那些为特定社群和收藏而开发的工具，如Nines或BigDiva）等尝试，虽然有所帮助，但它们本身往往是不可见的，除了其所面向的特定小组/群体。

知识上的过时也有其他形式。数字化工作的筒仓（silo）结构不但使其难以在技术层面上与相关项目整合，还意味着许多项目是在已经过时的知识范式中开发的。这在风格上确实存在，比如，一个老旧的界面导致学生把网站描述成“太90年代”。在知识框架上，这种老化也同样存在，它会流行也会过时（对个人作者身份的提倡、对殖民主义问题缺乏敏感、重新思考种族认同和特征，以及其他问题的出现和消失）。不仅是结构和设计，指导我们工作的知识方法，即便看起来是坦率直接的表述，也同样受制于态度和价值观。

技术上的过时更容易被发现。通常，一个过时的插件，一个使用已经不再存在的编程语言或平台创作的作品，以及不能在浏览器中显示的功能，都会被屏幕上的“错误信息”提示出来。比如曾经随处可见的Flash，如今已是数字人文生活过去式的一部分。我们知道，许多当下的方法将遭遇同样的命运。此外，存储介质也会失效。每种媒介的预期寿命都可以用短于人类生命的术语来度量。在数据保存领域，位衰减（bit rot）[位衰减是指存储介质中的数据其性能和完整性的缓慢恶化，也被称为比特衰变、数据腐烂、数据衰变和静默数据损坏。——译者注 ]和链接损坏（broken link）是日常处理问题。所有类型的升级成瘾导致了围绕可持续性的下一个层次的问题——全球系统层面的高科技生产。

我们需要在工作中考虑“高科技的高成本”这一现实。我们似乎正越来越依赖技术金字塔体系。芯片和电路的生产使用到的稀有重金属——金、银、钯、钴，对它们的开采在不受管制和危险的条件下进行，往往对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人类的代价是巨大的，说得直白一点，环境让人无法忍受。童工、有毒废物倾倒、生态和物种成本——所有这些都是系统的一部分，却被关于供应链的“模糊报告”和信息缺乏等策略所掩盖。最大的生产商，也就是高科技行业的大品牌，通过外包或承包生产周期的某些部分来掩盖他们的踪迹，而这些部分的曝光则会威胁到他们的公众形象。国际斗争舞台上的许多监督机构也非常关注这些问题。要想获取关于高科技生产滥用性质的信息并不难，但要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大规模滥用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我们都是同谋者，假装不得不如此是虚伪的。

全球范围内数字人文中心和项目的增长是非常明显的。以阻止滥用劳工和生态的名义叫停的做法，只能重蹈第一和第三世界特权的旧模式。全球的北方，尤其是美国，技术产品和系统的消费占据很大比重。如果这个社群对新兴的从业者和中心说不要继续下去，那是虚伪的。找到让技术可持续的方法——不仅仅是在能源替代方面，还要在更大的社会、政治和生态方面——是至关重要的。为可持续性而建设，而不是为过时而建设，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们所面临的全球性灾难不会因为被忽视而轻易消失。这些问题不是简单地寻找清洁、可再生资源即可解决，而是要着眼于数字生产、消费和浪费的整个生命周期。

然而，解决数字人文所涉及的高成本问题很重要，可持续性的复杂性需要视为一个智识议题来解决。在我的文章中，一直把可持续性当作一个“问题”来关注，也常提出工具性的方法和解决方案。这种方法将可持续性当作一件事情、一个实体、一个需要解决的单一问题。但相反，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个认识论议题。可持续性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认识论对象，一个不能被包含于机械性、确定性和模型中的对象。将可持续性的概念转变为一种认识论的逻辑结构，会极大改变未来前景。与其从工具性的角度来看待数字人文的可持续性，不如从复杂性的角度来看待它。我们正在维持的“它”是什么？作为一个复杂的认识论对象，数字人文如何得以持续？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回到1999年在弗吉尼亚举行的计算机与人文协会、文学与语言计算学会联合会议 (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and Association for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conference)的一个场景中，当时“数字人文”这个术语甚至还没有出现在活动的标题中。那次会议上备受瞩目的一件事是艾伦·雷尼尔（Allen Renear）和杰罗姆·麦甘之间关于XML标记方案中的“OHCO”的对话。“OHCO”（ordered hierarchy of content objects），即层级结构内容对象，描述了支撑XML的知识结构，及其在诗歌、戏剧、散文等审美对象标记上的应用。麦甘认为，诗歌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的例子，说明了为何这种结构假设是存在极大问题的。从字面形式上看，一首诗并不是一个层次型结构，它所引发的阅读绝不会是一个简单的、确定的、机械的过程。雷尼尔是个实用主义者而非教条主义者，他主张XML（实际上是TEI版本）是有价值的，尽管存在局限性，但可以作为一种表现审美对象的方式。但麦甘还是反对这样做，即便是为了计算环境中的效率起见。问题的关键在于，一首诗本身是否是一个OHCO，或者它是否可以被表示为OHCO。这不是坚持审美工作高于理性逻辑约束的问题，而是要明确审美对象及其解释的复杂性（在技术意义上是指非确定性、非线性现象）与计算易处理方法的明确形式逻辑之间的不对等。人文主义的探究，根植于富有争议的人工制品和解释性工作之间的关系，永远不可能被简化为XML的结构，或可被任何其他类型的计算性消歧表达。

当时我并不能理解雷尼尔和麦甘用这些术语进行的对话——他们也未必是这样表述的。其他一些人，特别是意大利符号学家迪诺·布泽蒂（Dino Buzzetti）指出，话语（discourse）和其指谓（reference）两个层面之间的根本区别已经被标记的做法所瓦解。在ASCII流（话语）中插入标签，就好像它真的是语义领域一样，基于两者等同这一误解，造就出了一种基本矛盾。[6]虽然这场争论看起来是关于XML不足以表现诗歌结构共鸣的丰富性，以及它在一个层次结构中的重叠、呼应和重复问题的，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关于通往知识的形式化、机械性方法与解释学方法是否根本上不兼容的辩论。数字人文学者在把审美对象纠转为计算对象时，对计算过程的紧迫性做了多大程度的让步是显而易见的，但后果并不完全清楚。我们当时觉得这个让步是一种必要的妥协，但它的影响远比看起来要大。这不仅仅是对计算方法运作条件的实际让步，它还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即知识是如何在一个解释性、概率性的过程中形成的。问题仍然并非简单的如何展开计算性工作，而是我们如何揭露这种意识形态——将通往知识的复杂系统方法与工具性、确定性的方法对立起来——的利害。这个问题的文化风险很大，包含对权力的控制——裁定合法知识由什么构成的权力。

20年前，我曾建议数字人文应该解决基于人文方法设计计算系统的挑战，我指的主要是解释学的、非机械性的方法。我对此依然深信不疑。但是在20年里，沿着这一思路产生的实际成果寥寥无几。我以自己的三个项目为例，“时间建模”（Temporal Modeling）、（Ivanhoe）、3DH。

“时间建模”，一部分是在2000—2004年间与贝瑟尼·诺维斯基（Bethany Nowviskie）一同构思的，目的是证明知识生产的图形模式可以成为批判性分析的主要方法。主观的和不可量化的解释方法可以被结构化为一个数字项目，个人的观点可以被结构化为一个界面来标记作者或主体的位置。最后一个特征与阐明（enunciation）理论相符，被延续到2001年开始的“艾凡赫”的设计中。在那个项目中，麦甘的工作信条——“内在立足点”（inner standing point）原则，成为平台组织框架的一部分。麦甘是“艾凡赫”游戏的主要合作者。在这个项目中，图形方法被归类为其更常规的显示功能。但是，“视点”（point of view）的思想——解释的“游戏”永远无法从外部或在其内部看到，必须从玩家的视角进入——其实是界面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两个项目都忠诚于一套以解释学为基础的理论性人文方法。正如数字人文正在迅速吸收来自统计学的分析方法——远读、主题建模、图论和标准数据可视化，我们正尝试创建植根于读者反应和解释实践传统的项目。

3DH，一个与汉堡的扬·克里斯托夫·梅斯特（Jan-Christoph Meister）团队合作的项目，回到了“时间建模”的一些原则，但目标是以一个高度精细的图形解释系统。特别是包含了使用其他图像惯例的技术（如视觉透视、建筑绘图和图像效果）对标准可视化进行干预的想法。由于这项工作与叙事学分析紧密相连，经验的情感维度和时间参照的复杂性也是该研究的一个特点。到底什么图形特征能够有效地传达这些信息？时间和年代的问题则继续吸引我和UCLA的一个小团队的研究兴趣，通过正在进行的“异年代学”（Heterochronologies）项目及相关的“时间胶囊”（Time Capsule），设计了一个旨在将早期项目中的知识和设计特征纳入其中的工作环境。

这些项目都通过承认“观察者依赖”中的知识是有情境的、局部的、受历史和文化浸染的，来积极纳入人文主义方法。但是更深刻的问题依然存在：确定性方法的文化权力和复杂性方法的文化权力之间的关系，在解释的过程中重新被界定。我重申前述观点：可持续性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以这种方式提出，相较于认识论的复杂性，概念化改变了我们在当代环境中理解知识的方式。从非确定性的术语中构想可持续性，然后去理解知识生产可持续所需要的条件，意味着要考虑到概率性的、非确定性的智识活动的不适感。

这就使我们能够问一问，我们想要持续的数字人文工作是什么？如果在复杂性的框架内思考，我们可以如何解决上面提出的可持续性议题？这已不再是维持DH项目或系统的问题，而是在找出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但这种方法增加了关于知识及其权力的文化风险。

在正式的、确定的、可重复的、边界明确没有歧义的知识概念，与生成性的、概率性的、无法解决的、作为认识过程的知识概念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对立，决定了两者的区别：一个依据可能性的闭合（closure），另一个则立足于承认闭合是不可能的。因此，尽管仍需要公式化的系统进行分析性工作，以管理文化材料并做补救，从而可获取和使用它们，我们也需要建立复杂的系统——这些系统不会通过再现表征的方式混淆过程和产品。

如前所述，我们还必须警惕将可持续性具体化为一件事情，通过机械性和工具性的方法来解决。相反，我们需要把数字人文的工作看作是根本上未完成的，始终在进行之中。这种见解将雷尼尔、麦甘的争论延伸到一个更高层次的讨论中，不仅关于急迫计算过程中的审美对象及其再现，还关于——向这些要求做让步，是在消除对知识及其权力的监督力量的行使。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不断地寻求真正的成本——道德、伦理、人类、动物、生态和政治资源，它们支撑着我们从项目到全球系统各种规模的事业——与利益之间的平衡。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真的值得吗？如果是，怎么做，为谁做，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去做？

在这种复杂的表达中，什么是可持续的？就我们所站在的伦理上和政治上受指责的位置而言，可持续性的复杂性将使我们立于何处？如果我们意识到，在计算确定性的文化权力和批判性参与的生成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富有成效的张力，又将会怎样？如果驱使系统和程序运行的形式逻辑的权力，也被用来为我们在充满滥用的全球系统中的共谋和当责辩护，生成性对话可以改变任何基础条件吗？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对话的复杂性，一种权力作为确定性、凭借确定性声张自己，另一种权力则主张概率性和根本上无法机械性操作。这种对话，虽然紧张和富有生成性（甚至令人不舒服），但在其不可解决的复杂性的所有不确定中，既是合理的，也是可持续的。这种对话可能是在伦理正当的立场上确保可持续性（及非确定性知识的文化权力）的唯一途径。而这大概正是数字人文社群独一无二地适合的工作，在当下和将来。

（这篇文章在2019年7月乌特勒支举行的DH2019会议上作为闭幕式主旨报告发表，版本略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