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钱榖《纪行图册》、张复《水程图》之大运河现地研究与GIS呈现（之一）

1.1《纪行图册》与《水程图》的完成

由于《纪行图册》有钱榖本人所书跋语，《水程图》也有王世贞两次题跋，十分清楚，今分论如下。钱榖所画何以称为《纪行图册》，《故画001226明钱谷张复合画水程图》所载钱榖云：

“太仆王凤洲先生还天府”，指王世贞在万历二年（1574）北上赴太仆卿之任，画册完成时间是上元日，正在出发前半个月左右。须注意者，“凤洲此册留予所三四年，未曾注意，今迫于行，勉尔执笔”这句话，由万历二年逆推三、四年，正是隆庆四年（1570）王世贞出任山西按察使之时，可见王世贞委托钱谷所画的图册，是指那次往山西赴任的旅程。王氏自撰的旅行日记称为《适晋纪行》，钱榖自然也称《纪行图册》，并无其他用意，过多的猜测，都属臆说。王世贞《适晋纪行》在六月二十七日记云：

可见他从京口渡江抵瓜洲之后，在杨子桥进入仪征运河西行。正因为钱榖《纪行图册》是对应王世贞《适晋纪行》而作的，所以他的结束点第三十二幅所画的就是杨子桥，对于扬州只是模糊带过。张图是继承钱图的，以全卷对苏州、淮安、徐州、临清、德州都作详图的体例而言，他不作扬州图，当然是尊重老师的缘故。

《水程图》共八十四帧皆张复所作，其中前三十二帧是以钱榖《纪行图册》为师法的模仿之作，后五十二幅才是他自己创作的新航程。《水程图》的原图册上，有两段王世贞亲笔所写的跋语，内容如下：

此次入京行程，张复全部在大运河船上，古人称舟行为“水程”，因而其把自己所绘图标题为《水程图》，理所当然，不需另生枝义。王世贞所谓“吾家太仓，去神都为水道三千七百里”，实测为太仓县至苏州阊门50.724公里，苏州阊门至通州1628.279公里，合计1679.003公里。明代道里规定以周尺计算，一里为0.44496公里，换算为3773.38里，可谓近同。除了此点真实外，王世贞的语气明显偏重钱榖，此文所言的未可全信。

张复随王世贞入京后，寄寓在其弟世懋宅中，客居多暇，应该很快完成了图册。可是王世贞第一次作跋是在万历三年，距离入京水程已及一年。这一年的延宕，应是王世贞把张复所画的五十帧寄给钱榖（即“以贻叔宝”），请他“稍于晴晦旦暮之间加色泽或为理其映带轻重”而造成的。张复所画的八十四帧中，除了最后的《张家湾》及《通州》外，其他八十二帧皆由钱榖用印而非张复，很明显这是王世贞的意思，他想把二十九岁青年学生的作品，挂名到六十七岁成名画师的名下，以增其价。台北故宫博物院将本卷标为“明钱榖张复合画水程图”，亦缘此而误。其实以画而论，张复自画之图的内容，都是基础于眼前真实而作的，钱榖未至其地，所能够修改润色之处极为有限。而且，钱榖在自作的《纪行图册》中每幅都用了“钱氏叔宝”“悬磬室”一至二印，在《水程图》只用“钱榖”印，可见他无意侵占，用印亲疏区别，非常分明。张复对于自己的画作只由其师具名没有本人的私印，等于是画本易主，虽然不满，却难明言，所以私下保留两张，使原卷残缺，两年后才拿出来时上面盖了“张氏元春”“元春”“复”三个印，宣示主权的意思非常明白。

此外，“所至属图之”五字也长期被过度解读，认为是王世贞以自己的意志随处指示张复作画，连当时在北京见过张复的孙矿都有此误会，其实从王世贞本人的行程，就可以证明绝无此事。何以证明《水程图》内容是出于张复自己的判断，王世贞并没有全程指示张复作画呢？理由很简单，张复虽然是附载于王世贞的官船北上，但王世贞在徐州就下船改为陆行了，此后便不在现场。据王世贞《徐子与》第十七书所云：

此封书信的前一封，写到自己在隆庆五年（1571）作了《哭于鳞百廿韵》诗及奠章，后一封第十八书谈汪道昆事，汪道昆被罢职在万历三年（1575）六月，信中有“今已五十，前路足可知，遂初之后，事事胜作宦”，万历三年正是王世贞五十岁时。第十七书夹在中间，知为万历二年事也。而且使用“苏中郎北归日”“去国十九年”的典故，也明确指万历二年再度入京。换言之，这封信的人、事、时、地皆无可疑，那么，王世贞从太仓到徐州经由水路，自徐州至北京则由陆路，是可以确定的，并非全程皆由水路。

徐州入京道路，水陆完全不同，陆路自徐州北行出安国驿，走滕、薛、邹、峄之郊，经东平、茌平、高唐、平原；水行东出境山、夹沟，经济宁、东昌、临清，至德州两路始会（图1），随即又分，水路走桑园梁店驿，抵张家湾至京入崇文门，陆路走留智庙经景州河间，由卢沟桥至京入阜成门。张复在与王世贞分道之后，仍然由水路进京。《水程图》全部为水程，其原因也很清楚，因为王世贞北上时还带着家眷，家眷不便陆行，所以虽然苦于水阻，仍只能等候水路修复，乃委托张复照顾人员，保护行李，由水道缓缓而来。

换言之，王世贞只在昆山至徐州这一段水程（660.874公里），与张复同在舟中，此后从徐州至通州（水路1018.129公里），水陆分别，并不同行，自然不能“所至属图之”。

王世贞舍舟就陆的原因，据其寄许殿卿书信所言，乃为程限所急：

李攀龙卒于1570年，文中“于鳞没，遂四改岁”，可见这封信作于万历二年。信中有两个关键之语。第一，王世贞提到“兹行深拟枉道一奠李攀龙”，可证明当时他已经从徐州陆路北上。大凡书信中对人言语，必定具备双方共同认知的真实性，假如王世贞这一段仍从水路而行，便没有绕道往济南的可行性；如果在无可行性的情况下他还告诉许殿卿，自己本来想绕道济南奠祭李于鳞并拜访你们，岂非欺人？书信中不会这样做的。王世贞会写出自己本来想绕道济南，就是因为他已经从徐州登陆，现在已经往茌平而来，茌平是距离济南最接近的城市。正常北上入京时，茌平驿的下一站是高唐驿，距离35公里，一日可达；如果枉道至济南，那么，茌平离开济南有86公里，在济南奠祭之后，到高唐县92公里，合计要四五天才可以回到高唐驿。换言之，如果王世贞不枉道，只需要一天，如果枉道一奠李攀龙，需要五天。五天并不长，所以是可能的，既然有绕路到济南的可能性，王世贞才会告诉受信人他有这个打算。因而可确定作此书时，他已经陆行在道了。

第二，自“简书颇迫，事体有极捩眼耳者”一语观之，王世贞确实遇到限时入京的问题，明朝的法制极严，官员就任或办差，都会给予程限，“简书颇迫”四字指此。“事体有极捩眼耳者”，“捩眼”是王世贞常用语，指不忍看之意，可能是风闻如果不能在程限内抵京，有人将针对他而借题挑起事端。

本来，王世贞从大运河舟行，在航路正常时，原可在程限内抵京，然而不幸遇到水情不稳，运道中阻，无法估计会滞留几日，因而轻车简从，先以马轿北上。

1.2 《纪行图册》和《水程图》作画方法

不论是《纪行图册》或《水程图》，钱、张的作画目的与画风方法，都与早先或同时的名家不同。以最接近写实的上海博物馆藏沈周《两江名胜图册》比较，这一组十幅图，计含淮安、高邮、扬州、扬子江、茅山、石湖范公祠、昆山城、吴江垂虹桥、杭州岳坟、杭州等地，所画已经力求真实了，但仍太着力于“画”的精工，而牺牲了现地的真实。《两江名胜图册》最写实的是《扬州图》，图中将扬州钞关前运河道两次九十度转折，如实铺陈，还把挹江门及钞关前浮桥、缺口门及门外浮桥，都依照比例画于应在的位置。其次是《淮安图》，图中央突出了淮安城西门和漂母祠、皇华亭，以《水程图》相比的话，漂母祠所在的位置及造形，几乎相同；而皇华亭则不得不推举《两江名胜图册》更胜于《水程图》，它非常具体而真实地画出了皇华亭以及临水码头的形象。《吴江图》对垂虹桥、桥心亭子及宝塔都画得很清楚，但作者在桥的南面直接画了太湖和太湖七十二峰，与现地方位及景观绝不相符；《昆山县图》画出城中马鞍山，固然确有此山，但马鞍山高处不过七十余米，山麓宽平，图中的山形被美化得太过度；《高邮图》画出南门琵琶关河道及城门、定国寺及塔、隔运河以西的甓社湖及西空残月，但是，定国寺及塔在城内，沈周的图中却置于城外，今塔古迹只有七层，画中至少十一层。其他各幅的写实程度更低，无需讨论。综而观之，可以说，沈周已经为明代吴门画风开启了纪行和写实的道路，但是他走得并不彻底，有时不免为了艺术美感，而牺牲写实性。

与《纪行图册》的作画方式直接有关的，是同为钱榖所画的《白岳游图册》（又作白岳）。《白岳游图册》凡十八幅，制于隆庆元年（1567）仲夏，比《纪行图册》早了七年，据其友人许初于隆庆三年（1569）在其画册上的题记云“罄室子在嘉靖丁未﹝二十六年，1547﹞为兹游，丙寅﹝四十六年，1566﹞乃想象作此。始吴门，道浙江，入睦州，泝歙溪，至白岳而止，图凡十有八纸”，钱榖是亲自旅行采景之后，酝酿了二十年，又画了超过半年以上，才完成画作。

《白岳游图册》的第一简《葑门图》就展现了强大的写实性，读者如果站在苏州城的东南角，向正南转西的连续方向注目，就可以看到和钱榖相同的景观，图中的苏州护城河、灭渡桥、复成桥，以及前方的袁家浜河、通仙桥，都很真实。运河岸上有驿路（纤道），通仙桥便是纤路桥，南下到宝带桥，都是纤道桥。至于图上远方石湖西岸的上方山及后端的天平山，方位虽有微差，山形也画得太高大，仍未化旧习。

从《白岳游图册》全体来看，钱榖虽然努力表现出写实性，也在许多幅图上题注了地点和特征，但写实程度仍不充分，如《宝带桥图》将澹台湖画得太大，桥中央太偏，山也太逼近。《垂虹桥图》的画法，不论是方向取角，或是桥身与祠、亭、城、塔的形貌，或是远程山峰，都与沈周《两江名胜图册》的《吴江图》相似，两图的画面排列也同样采取“左东右西，上南下北”的方位。

从现地残留的垂虹桥遗物可知，垂虹桥呈西北—东南走向，角度为299度，天气良好时，在桥上可能看见的山岭，一在西北方，即石湖西畔的吴山、寿子山、七子山、凤凰山、尧峰山等山，七子山最高约284米，如果以桥中的垂虹亭为立足点，位在其西北309度，距离12.5公里；一在西南方，即所谓太湖七十二峰，当然，七十二峰只有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可能被清楚看见，洞庭西山在垂虹亭的西南方，约260度，距离约36公里。换言之，登上垂虹桥的客人，必须向西北或西南眺望，才能见山。从沈、钱两家《吴江图》指定的视角，自桥上向南望，是完全看不到山的，何况山也画得太高太多了，纯粹为了画境之美而忽略了真实。

笔者在这里没有谈到元人冷谦《白岳图》和传说的明陆治《白岳纪游图册》，因为冷谦图与钱榖不相干，而陆治呢，笔者认为他并没有画作《白岳纪游图册》，世间的传本是单纯的仿真钱谷而挂名陆治的仿作。

历经《白岳游图册》的经验，笔者认为钱谷已经有走上写实画风的决心，正如他在《纪行图册》上的宣示：

《纪行图册》三十二幅都可以证明他所言并非空话。这样的认知，也直接传给张复，张复继之而作的《水程图》也采取相同的画法。本文将以现地研究法，将《纪行图册》和《水程图》逐一解说，以明其言之不虚。

一般认为钱榖生于1508年，张复生于1546年，到万历二年（1574），张复才二十九岁。作为钱榖的年轻弟子，他在一月中旬拿到老师的三十二幅画之后，半个月内立即临摹了一遍，并且根据他对各地实况的认知，作了极小幅度的修改，以后入京全程的创作中，他都秉承钱谷的写实画风，甚至有青出于蓝的表现。

最后，请读者留意一件事，就是钱榖《纪行图册》与张复《水程图》都有多件次序排列错误的情形，笔者已经全数为他们校正重排了，并将原来排序错误以脚注插入，供读者比对。请依本文的正确排序：

本文的目的有二，第一，直接解读《纪行图册》和《水程图》的八十四幅图，以及从《白岳游图册》补入的四幅；第二，定位明代嘉靖四十五年新开河完成之后到万历三十三年泇河新道浚成之前的京杭大运河。

2.1 对八十八幅图的处理

《纪行图册》和《水程图》对于明代大运河研究者而言，不只是中国美术史的名品，而且是新式的现地考察影像。钱榖和张复开创的不是绘画，他们所使用的技法，以现代观念来说，就是短幅用照片、大幅用录像，留给我们明代现况的写真集。这些图片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大运河研究的集体未来。用通俗的话来说，过去研究者偶然看到古画，很少人认为他们所画的内容会是真的，但是，现在钱榖和张复拿出了照相机、录像机，甚至是空拍机来，拍出和真实一样的画面，研究者必须也拿出全副新的方法，才能解读它。

笔者的工作，就是找出钱榖和张复在画什么。用尽一切方法，审阅大量的诗、文、史籍、方志、图卷，数化大批旧式与新式测绘方法的地图、结合GPS与卫星地图，有时候还要把天文程序拿出来用，有时还会把他们的原图颠倒旋转来看，再加上七次现地研究的笔记与照片影像，尽可能去解读它。主要的步骤如下。

第一，首先辨识地名。《纪行图册》与《水程图》的地名，基本上都在笔者的大运河卫星地图平台上建文件了，并不难取得；也有少数，如“直河口”和“茶城”，向来被视为难题，“曲头集”记载更少，极难辨识。找寻定位的方法，一般是先从方志、水利书、治水奏折中取得相关的数据，然后在笔者已经建立大量档案的明清大运河卫星地图平台上，结合五万分之一与二万五千分之一地形图、一万分之一以下的城厢图，再参考明清人手绘的运河图，从河川、道路、府县界、距离远近、地貌特征等多方进行比对分析。

第二，确立画者的观景立足点。写实的画作，就像一张照片或一段影片，都有拍摄者的立足点，找到这个点，和画家从相同角度去看画作的内容，便能了解得更多。《纪行图册》与《水程图》大部分是从单一立足点向单一方向取景，如《南旺》《李二寺》等皆是，但有时也采用摄影手法的巡航式连续取景，如《高邮》《济宁》便是。

第三，确立画作的方位设定。一般我们看地图的习惯是，北方在图的上方，南方在图的下方，地图也都附有指北针。由于这个习惯，我们常常认为画作的上方为北，事实上也是这样，《纪行图册》与《水程图》中大多数的页面，都以北为上方（同理，运河为南北向时，以东为上方）。不过，像《桃源》《清江浦闸》《洋河》《天津杨青驿》等多幅，都是反过来，南在上方；其他还有许多幅的方位，倾斜度很大，也没有什么规则可言。

第四，解说图中物体的名称。画中的物体，主要是城墙城门、驿站、公署、寺庙、桥梁、舟船、关口、烟墩、闸坝、山、河，等等。除了原图上已经标记了名称的建筑物之外，笔者利用方志的记载，并利用大量的行纪、诗篇之所见，找出主要河川的流向，以及大小支流的名称，乃至山岭的名称与方位距离，然后对特定建筑的名称、城镇民居形貌，尽可能加以标记。在必要时，也利用了天文程序“Stellarium”，查取泊舟当时落日的时间、方位、仰角，来与图面印证。

第五，指出特殊事件。《纪行图册》和《水程图》是随地记录实况的，因而可以发现许多有价值的现象，例如：《沙湖》与《宝应》都对运河与湖水的关系做了处理；《下雉渎》画出帆船倒桅的实例；《清江浦闸》画出船只过闸的现况；《夹沟驿》只以简单的几笔，指出了晚明开新河转入微山湖的方向。最为重要的是，钱谷在《得胜坝》画出了此坝的具体形貌，完全超出吾人的想象；张复指出北运河到了沙孤堆之后，主河道并非继续从今天的白河北上通州，而是由湾口经李二寺抵张家湾，他并特别画出张家湾拥有大型泊船塘澳。

以上，简单列举了五点作为方法的代表，实际上，研究工作十分繁难，读者阅读全文，便可得知。

2.2 对大运河的处理

本文处理大运河的方法，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在逐图解析时，随机指出。钱谷与张复航行的时间是万历二年，图中也有很多地方反映了当时运河的状况，例如《梁溪》图，本来大运河是从直河穿城而过的，时人也称此河为运河，画中因而河所在的南门望湖门放在重要的位置，但他们的船只实际已经走西环城河了，所以又突显了梁溪河上的西定桥。《毘陵》图，南门外的舣舟亭新修河道还没有动工，运河船仍走城内，所以图中未画新建的东水关，而是直接画到东门口。在徐州北，他画了《夹沟驿》，只画了漕河向微山湖方向折曲，下一幅《夏镇》及《新闸河》便是嘉靖四十五年完成的新开河。王世贞在徐州发现“抵彭城而苦水阻，改道从陆”，可能是徐州到夹沟驿之间有问题。类似上述这些大运河的状况，都在各图中随文解说。

第二种是将大运河全程的地名及航线，放在八十八幅解说的分程章节之前，以Excel表格发表，并经由GIS平台公开。这次公开的仅仅是明代嘉靖四十五年新开河完成之后到万历三十三年泇河新道浚成之前的京杭大运河，不涉及泇河与中河。而且，因为是配合钱榖及张复的作画内容，表中和GIS平台上都只呈现他们两人所作画的地名及路线。至于定位过程的细节，不能详尽说明，以下仅略述一二。

笔者在绘制运河线时，考虑到1949年以后对古运河大规模的拓宽河道与截弯取直，于是尽量利用光绪至民国间的早期大比例尺地图加以复原。成效最大的是高邮段运河，现代高邮段运河被以拆城与新挖河的手段，完全改变了古运河路线，笔者依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的调查报告，以及民国十一年（1922）七月淮扬徐海四属平剖面测量局印制的七千五百万分之一《高邮县城厢图》，再加上对现地古河道残迹与建筑古迹亲自进行的GPS实测，精准修复了高邮古运道。在宿迁，也做了很成功的工作。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顺利取得成果。原因是早期地图的误差在郊外特别大，无法直接套用，例如在《淮河口》这一幅就用不上早期地图。至于会通河在张秋至临清间这一段，我们发现了大量被截弯取直的老河道，于是都以现地考察中所见到的老河道来取代今河了。这些部分都有很高的精准度，读者可以放心使用。当然，也还有一些遗憾，例如里运河西口到清河县旧县之间，徐州经茶城口到夹沟驿之间这两段，都仍有再研究的空间。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