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大学生国际数字人文节主旨报告（三）| Stéphane Karim Kalla博士：“变的目标”和“变的环境”

Stéphane Karim Kalla 博士毕业于法国里昂第三大学（Jean Moulin Lyon 3 University），获哲学与人文学博士学位，博士研究聚焦于科学认识论与现象学。他的研究关注知觉、空间、时间与记忆之间的关系，以及认知过程的形成与转化，同时涉及17—18世纪形而上学史与科学史、美学和电影研究等领域。

Kalla博士著有《知觉行为：走向一种空间形而上学》（L’Acte de la perception. Pour une métaphysique de l’espace）和《身体与空间的边界：牛顿的形而上学》（Frontières du corps et de l’espace. La métaphysique de Newton）等著作，并发表多篇有关哲学、美学和跨学科研究的论文，主编或共同主编多部学术著作，并担任 ATOMOS学术丛书主任。

近二十年来，他先后在法国及多个国家从事中学与高等教育教学工作，曾在中国西安交通大学、匈牙利卡罗利·加什帕尔大学和帕兹马尼·彼得天主教大学、土耳其加拉塔萨雷大学等机构教授哲学、对外法语及专业法语等课程，具有丰富的国际教育与跨文化学术交流经验。

除教学与研究外，Kalla博士还策划和主持了多项国际学术活动，包括加拉塔萨雷大学人工智能研讨会、Art Fractal学术会议及出版计划、布达佩斯跨学科 Résonances 系列活动，以及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的首届中法哲学会议。

目前，他是国际人文研究中心（HUMANEUS）联合创始人兼主任，并担任总部位于日内瓦的三扇金门集团（Three Golden Doors SA）联席总裁。在HUMANEUS项目中，他负责设计核心概念模型和方法论体系，致力于建立档案、研究、教育、创造与文化传承之间新的连接方式。

主旨报告题目

“变的目标”和“变的环境”: 关系、转变和新的可能性

L’objet de mémoire dans l’environnement numérique : relations, transformations et nouvelles possibilités

主旨报告内容

在数字环境中，如何在保持记忆对象连续性的同时，使其具备不断转化和产生新意义的能力，是数字记忆保护与利用面临的核心问题。本报告以卢米埃尔兄弟于1895年拍摄的早期电影作品 《科德利埃广场》（Place des Cordeliers） 为案例，从一件具体的记忆对象出发，探讨其从历史现场、胶片载体到数字文件的连续转化过程。报告指出，记忆对象的保存并非简单地维持某一种物质载体不变，而是要通过记录其来源、转换过程和不同技术状态，确保对象在媒介和技术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仍然能够被识别、理解和追溯。

报告借鉴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地平线”（horizon）概念说明记忆对象并不会被某一次观察或某一种数字表征所穷尽。一个对象总是指向尚待确定的关系和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必须通过新的档案、地图、照片和其他证据加以检验。因此，数字人文研究需要在开放探索与证据约束之间保持平衡：对象可以不断开启新的研究问题，但任何新的知识关系都必须具有清晰的来源和可追溯的论证过程。

报告进一步借助莱布尼茨关于关系、视角以及“清晰与明晰”知识的思想，提出数字记忆研究应围绕特定记忆对象建立一个可扩展的关系网络。对象既不是封闭的研究单元，也不应消失在无限扩张的背景信息之中，而应成为不同研究路径共同参照的起点。HUMANEUS的方法论将这一功能称为“灭点”（point de fuite）：不同档案、方法和研究问题可以从同一对象出发形成多条研究路径，同时保持彼此之间的可比较性和可追溯性。

报告同时结合柏格森关于时间与记忆的哲学思想，强调记忆对象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保持完全相同的状态，而是在持续转化中维持与其历史的联系。数字化不仅赋予历史对象新的比较、索引和分析能力，也会产生信息损失和新的技术约束。因此，对历史对象进行数字化和重新利用，应理解为一种受到历史、证据和方法约束的创造性“再介入”（re-engagement）：不是简单复制过去，而是在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重新激活历史对象所具有的能力。

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能够使问题的产生、档案之间的关系、研究操作、矛盾、不确定性以及知识形成过程本身变得可记录、可追踪和可探索。但数字形式化并非中性的。扫描精度、编码方式、帧率以及数据模型等技术选择都会决定对象哪些属性可以被保存、比较和计算，也会影响未来能够围绕对象开展何种研究。因此，数字人文不仅是将数字工具应用于历史资料，更需要持续反思数字形式化如何改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知识生产的可能性。

在此基础上，报告进一步探讨国际数字记忆联盟（International Digital Memory Alliance）的潜在意义。联盟不应只是将不同国家和机构的数字馆藏汇聚在一起，而应建立一种跨机构的、持续生成知识与研究能力的合作机制。一个合作伙伴保存的档案可能会回答另一个机构提出的问题；新的证据可能改变既有解释、暴露矛盾或催生新的研究方法。由此形成的研究成果、方法、问题和能力又可以重新进入新的研究和教学过程，实现持续的知识再生产。

最终，国际数字记忆联盟可以超越传统意义上的“馆藏网络”，发展成为一种累积性、生成性的知识基础设施。不同机构在保持自身档案资源、知识传统和文化视角差异的同时，通过共享可验证的关系、可迁移的方法和可持续利用的研究能力，共同建立一个既保持多元性、又能够持续生成新知识的数字记忆共同体。报告由此提出一个面向未来的核心问题：我们究竟希望通过今天选择保存的记忆，使未来成为何种可能？